瓷器史奇人郭葆昌

瓷器鉴藏家没有不知晓郭葆昌大名的。因为出身古玩行，同古玩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的趣闻轶事可不少。

对郭葆昌其人，不好简单以善恶评述之。他曾为袁世凯称帝烧制瓷器，终日过着奢靡生活；他曾因为好友投靠日伪而引以为耻并与之绝交。其一生尤以两件大事令后人称赞：一是他监督烧造出“居仁堂”和“觯斋”款识的粉彩瓷器；二是他慧眼识得流落民间的国宝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，并购回加以保护。

大约在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袁世凯以侍郎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，在北京建府。他在西华门古玩铺买了四扇铁锻花山水花鸟挂屏，郭葆昌给送到袁府，并帮助其布置客厅。袁世凯见其年轻机灵，长得体面，便把他留下当差。

再往后，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欲仿效清廷历代皇帝在景德镇烧造有年号款的官窑瓷器，他委任郭葆昌为九江关监督，烧造“居仁堂”款识的瓷器。郭葆昌于1913年春节后到达景德镇，这时，清王朝的御器厂已经散了摊子。郭葆昌利用官商合股的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，在景德镇给袁世凯烧造瓷器。他用重金聘回原御器厂造型、上釉、绘画、填彩、焙烧之名手，选用精良瓷土、彩料、燃料，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。他不惜工本，质量求精，每件瓷器入窑焙烧前都要过目，看不上眼的不准入窑，出窑时他件件检验，烧不好的，仿效御器厂的办法，一概砸碎不留。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，他为袁世凯“登基”烧制了4万余件“洪宪御瓷”，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，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。这些“御瓷”极为精美，并不亚于历代皇家“官窑”。郭葆昌为了烧制“洪宪御瓷”，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。随着袁世凯“驾崩”，“御瓷”流散，终成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当年故宫大内的“三希帖”中王珣的《伯远帖》和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，尽归郭葆昌购藏。原来，宣统皇帝退位后，光绪的瑾妃私下将两帖送至北平后门桥外古董铺“品古斋”出售。郭葆昌先知消息，捷足先登而购收。郭后来在其寓所——秦老胡同邀请宾客欣赏此二帖，引得行家“看过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”，郭葆昌当众宣布“百年之后，无条件归还故宫博物院，让‘三希帖’重聚一堂”。遗憾的是，郭葆昌于1942年病逝于德国医院（即今北京医院），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两帖再度流散。几经辗转，后在香港出现，在即将为外国人购走之际，周恩来总理指示重金购归国内。

早年只读过“三本小书”（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一字经》）和一本《论语》（上）的郭葆昌，十四五岁进京到古玩店当学徒，凭着聪敏好学，后在京师古玩圈里颇有名气，尤精于鉴定清官窑瓷器。他撰写的《瓷器概说》，不仅是瓷器入门级读物，而且以中英双语印行，是近代第一部向西方人士系统介绍中国瓷器的专著。由于郭氏在瓷器上的精深造诣，他还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。在此期间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查阅大量清宫旧档，并以此编撰了《唐竣公先生陶务纪年表》，翔实考定了唐英这位雍乾两朝官窑瓷器总监一生的贡献，堪称清官窑瓷器研究的开拓之作。

1946年，郭葆昌后人遵从他的遗愿，将其所藏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，其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，就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“移栖耳尊”，也位列其中。

对于郭葆昌在艺术收藏方面的修养，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曾当面评价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收藏家不多。做收藏家，一要真喜好，二要会鉴赏，三要有实力，还要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境界。你是样样具备啊！”